知识精英积极参与

“伦敦是一座伟大的城市。”王伟强说，作为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伦敦很多规划和发展，对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探索性意义。

工业革命以后，伦敦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发展，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布局混乱等当今还令很多国家头痛不已的“城市病”。并在19世纪30年代年再次发生大规模瘟疫。

由此敦促伦敦重视《雾都孤儿》小说中所呈现的糟糕的城市卫生状况，随后制定了《公共卫生法案》，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的法规，对包括住房、建筑的间隔间距、道路、饮水安全、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都做了规定。“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法案，实际也是受伦敦这个法案的影响。”王伟强说。

伦敦城市发展的另一关键时期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大英帝国实力快速上升，人口再次爆炸性增长，重新进行城市规划迫在眉睫。

1898年，英国城市学家、被誉为“花园城市之父”的埃比尼泽·霍华德写出经典作品《明日的田园城市》，提出通过建设卫星城来寻找乡村式的生活，建立对城市的反磁力效应。

王伟强说，霍华德的理论对随后城市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过去谈城市就像奥斯曼时代：轴线、放射、英雄主义、漂亮。从那以后就把城市从美学的关注转向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一个城市究竟要多大规模才合适？

100多年以后，北京、上海等同样有类似情况的特大型城市，开始在周边积极发展卫星城市，从而疏导城市人口规模，就是从伦敦城市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不过，李冈原则提醒，和中国一样，英国在城市化历程中一度也陷入“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的困境。中世纪近代之交，各地热衷拆教堂，造成文物古迹损毁，伊丽莎白女王采取过铁腕治理政策，但成效寥寥。直至18世纪末，英国对宗教及历史文物损坏的事件仍屡见不鲜。

在这个过程中，有良知的知识精英率先站出来阻止，并发起由民间文物古迹保护组织，促使英国民众养成保护文物的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在全社会共同推动之下，政府与议会不断加强文物古迹保护的立法。

除了立法外，20世纪初的英国还设立了历史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整理记录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建筑物的档案。被列入保护名录的著名建筑数量庞大，到1990年达40余万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