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成功申请到课题基金，我将从伦敦转到巴黎继续我的研究。在伦敦学习工作6年之后，我觉得自己又回到刚准备留学的时候，开始琢磨怎么用有限的行李箱完成这“国际大搬家”。

“搬家”这件事大概对每个留学生都不陌生，而且可以说是留学经历的重头戏之一：留学前，仔细盘算带什么、怎么带，技巧不比申请学校少。留学中，每次回国探亲都要掂量什么衣物不穿了可以带回国，什么东西又想带出来。而毕业回国前，大概所有人都会惊讶地发现：哎呀!怎么一下子在国外积攒了这么多东西?好啦，开始搜索各种空运海运的信息，打纸箱、贴胶带，一遍又一遍地写国内住址和电话。曾经是发愁怎么把国内的生活带进来，现在是发愁怎么把国外的记忆带回去。

我对于“国际大搬家”的记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小不点儿的我看着长辈们打点行装去留学。有两点记忆深刻，一个是箱子里很多牙膏、肥皂这些日常用品，据说要比国外便宜很多。因此每一只箱子都装得非常满，这些远赴重洋的超大型箱子全家只有爸爸能关上;另一个是箱子里要想办法装上干酱等作料。没错，那会儿中国城远没有现在货品全，要想吃炸酱面，只能托人带!

上世纪90年代初，父母在加州做博士后研究，我随后也去了美国。那是我第一次留学，箱子里挤满了我挑选的穿的玩的，唯独没有带书包。这件事让妈妈哭笑不得，因为那时虽然国内经济快速增长，但大部分留学生仍然是从国内带日用品以争取在国外少花钱。没辙，妈妈只好带我去商店买了当时加州最普通的Jansport帆布软皮底书包。没想到这个书包后来成了我小留学生生涯最好的一个纪念，因为这个款式后来停产了，成了经典。

后来父母研究结束，一家人回到北京。千禧年之后，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出国深造。“国际大搬家”的箱子内容又有了变化。比如2005年我来英国读研究生，装箱子的思路已经由“使国外生活更便宜”转变为“使国外生活更舒服”。我不知不觉地装了4个大箱子。临去机场前，我又把当时在听的一套巴赫平均律塞进了腰包。4张光盘卡在腰间，这一路坐着可不舒服，不过踏出国门，身边堆满熟悉的物品才踏实。我身边也有极简约主义的代表，比如一位朋友去加拿大学习，卖掉了北京几乎所有的东西，只带着一张银行卡和一只小小的旅行箱上了飞机，她的理论是：留学就是要感受另一种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强迫自己按当地的消费习惯生活。

我有时会好奇，如果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起坐在北京首都机场安检机器后看着一个个行李箱通过的人，会不会察觉到不同时期箱子装载内容的变化。通过机场安检机的留学生所带的行李箱，也包含着一个个留学故事。选择什么去填充一路同行的箱子，不仅是一道容积重量的物理题，更是一道切实的生活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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