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里程碑

个中意义，一方面是中国在全球货币辐射范围的扩张和中国在全球化大图景中话语权的提升。

以积累国际原始资本和发展中国制造为目标，过去受益于尚未完全开放的资本项目交易、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受到的国际金融市场冲击相对可控，这也为中国制造和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创造了环境。

但是，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竞争烈度日益提高，发达经济体去杠杆等因素导致外需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加上国内经济以内需为导向的转型与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这套老模式的有效性会显著降低，而且其维护成本已逐渐大于收益。

而从对外利益交换的角度出发，是理解人民币国际化逻辑的最佳切入点。

经济上对外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是在全球化的生产分工、贸易交换和资本交错中各经济体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最大利益的基础。

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危机前，中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通过技术引进和追赶，并加入美元驱动的全球化分工，中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危机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进程，外需不能再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主驱动，老模式弊病越发明显，中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海外出现的技术并购、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源获取的机会。

持续的内外利益交换模式必然是共赢的。

全球化体系造成的相互依存背景下，中国面向世界的战略应会遵循几项原则，包括市场开放、公平公正、互利合作、全球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中国加入WTO是其实体经济部门与全球分工体系深度融合的话，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中国金融体系与全球接轨的过程，其实质是中国在全球货币辐射范围的扩张和中国在全球化大图景中话语权的提升，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对外政策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化到积极布局。

目前，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

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

这种矛盾在当前美国退出资产购买计划（QE）、开启美元加息预期后更加明显：全球主权货币、风险资产和大宗商品在强势美元的压制下进入“凄风苦雨”的时代，新兴国家尤其是资源型国家的货币贬值达到30%左右，股票下跌近乎腰斩，大宗商品几乎崩盘，价位重回到几十年前。

因此，摆脱对一国货币的过渡依赖、追求一个以多方相制衡的稳定的国际货币锚，从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事实上，SDR体系的存在本来的确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但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如果解决了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问题，SDR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从而避免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IMF是否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其实是与中国的综合国力息息相关。

中国正在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中间谋求的就是，能够在某些问题上与美国“平起平坐”，这种经济和政治实力必然要在货币实力上有所体现。

人民币加入SDR除了能彰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外，还可以显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而且接纳并遵守国际的游戏规则可以“倒逼”国内的改革和转型。

无疑，随着人民币进程的加快，“一路一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国家战略下中国的优势产能输出将会顺畅许多。

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人民币，使得央行在美元外汇储备减少时候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为未来的汇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更好的条件。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不难发现，只要保持对外开放、接受国际通行的规则和玩法，国内的发展就可以与国际接轨，并借此获得提升与进步。

一旦成为SDR或者储备货币，自然会有更多的对于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资金会流入中国。

但是施行QDII2及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特别是在今年美联储即将开启加息周期的时候，又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外逃，因此守住汇率、守住经济底线，抑制资产价格泡沫非常重要。

作为技术支持，我们建议货币当局提前行动（包括降准提高乘数，DQE（定向量化宽松）补充基础货币等），同时主动预期管理和与市场以及媒体的充分沟通都十分必要。

FT账户的融资管理，已经从额度管理慢慢转变为参数调控，接下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境外融资杠杆率、风险转换因子、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这几个调控的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