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抱怨北京的PM2.5指数时，东北多个城市趟过1000的数值让世界吃了一惊。当我们讨沦中国的雾霾时，时常会将之跟历史上的英国伦敦雾霾作比较，后者已经著名到时常出现在历史、文学、影视作品中。

文坛大家如查尔斯·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等，都曾通过伦敦“隐喻的雾”来表达道德、心理和社会解体。而在“雾都伦敦”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那曾经弥漫在空气 中的黄色浓雾如今已经变成了英国文化氛围的核心。

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汀·科顿最近为伦敦雾霾史写了本“传记”《伦敦雾》(London Fog)，她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另辟蹊径：在梳理伦敦污染史和抗霾史的同时，更将社历史和丰富的古怪轶闻结合起来。尽管伦敦早已甩掉了“雾都”的帽子，但雾霾不仅悄悄潜入了英国人的家里和身体里，也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中。如果雾霾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正如狄更斯著名的《呼啸山庄》里一样——它同样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小在的元素。

漫长的抗霾史

17世纪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哀叹伦敦的“恶臭和阴暗”，建议将城里所有制造浓烟的工业设施都搬出去，用散发扑鼻香味的花朵与优雅的树篱环绕伦敦。18世纪，作曲家约瑟夫·海顿发现伦敦的雾霾已经重到“可以将它撒在面包上”。但是直到1830年代，伦敦人口超过200万时，伦敦雾霾才变成著名的地狱般“黄色浓雾”。

通常，伦敦11月初就开始的湿冷冬雾让希思罗机场的航班被迫取消，然而遍布伦敦的黄色浓雾(又称“豌豆汤”雾)却是另一番景象，受家庭和工业燃煤烟尘的污染，人们咳出的唾液都是黑色的。成千上万的炯囱制造了城市浓浓的黑炯。到1840年代，“大烟雾”迅速变成“大窒息”，伦敦慢慢地被浓雾环绕。

1853年，《泰晤士报》写道，伦敦雾霾“将人类的咽喉变成病怏怏的烟囱”。1921年，伦敦每立方英寸样本的空气中含有34万煤烟颗粒。1952年著名的“伦敦雾霾事件”，情况严重到原定在沙德勒之井剧院上演的歌剧《茶花女》被迫取消，因为雾霾渗入了剧院内部，没人能看清舞台。

治霾的苦难在于，雾霾不同于污水，不属于重大公共工程项目之列——虽然曾有人建议用管道将新鲜空气从农村输送到伦敦。但政府的监管却出现两难，出台政策禁止燃煤意味着立法者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支柱——“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对立了起来。工厂有权购买最便宜、烟雾最多的煤，居民也有权使用炉火，政府担心得罪强大的企业家，所以任何正确的抗霾立法措施都注定会失败。

“雾霾是无形的。”科顿指出，“所以它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雾霾折射出的人性被商业利益所战胜。从伦敦东部贫民区蔓延至全城的惊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个污点。因为经常刮西风，所以住在伦敦东边的人要承担更多风险。有钱人纷纷搬家，东部成为下层阶级居住的所在。

尽管1952年出现“杀人大雾”，12万民众死亡，政府仍然没有立刻觉醒。保守的房屋部长哈罗德·麦克米伦仍然对公众的期待多有抱怨，并建议成立委员会：“我们无法做很多，但是我们似乎很忙——现在才成功了一半。”直到1956年，固执的下议员杰拉德·纳巴罗(Gerald Nabarro)才努力令《空气清洁法案》得以通过。对此，《经济学人》评价道，这是一本丰富且层次多元的著作，揭露了雾霾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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