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一个中午，我沉浸在实验室里，把午饭推迟到下午3点半，结果我的胃彻底崩溃了。那次之后，我从一个可以三天不吃饭的少年人，一下子进入了到点不吃，能疼出虚汗的准中年状态。

从那之后，到现在，我午餐可以变成了一条巧克力加上一杯咖啡，能够及时吃上一口，胃就满足了，连简陋的三明治都可以不用，非常的不中国。

曾经有人讨论“中国胃”，认为中国人在海外能够适应一切，除了食物。而我的胃很不中国。相术上说，南人北相，是大富大贵。中国胃不吃中国餐，也可能蕴含着一种出奇制胜的人生。

胃的拿来主义

我从小有轻微的胃病，常年在外下馆子，吃饭局看似肆无忌惮，五湖四海，实则暗藏乾坤，谋划在前。

也许是胃病让自己养成了很多习惯。比如，因为注意饮食搭配，强化了想问题做事情要规划，点面俱全；因为胃痛难以传达，造就了自己有心事不说，自然解决的耐心；现在，开始注重了及时补充能量，渐渐地造成了饮食上拿来主义，也避免了不以中餐盲目自大，不以西菜高人一等的偏颇。

胃的虚弱一方面导致了自己选择食物比较挑剔，另一方面助长了对食物的不懈探索。这一定程度上是种补偿，就好像父母对自己有残疾的骨肉，总是有些溺爱。比如，我常常发狂似大啖各种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火腿片，算是一种大脑对胃的溺爱吧，或者是体内缺了什么元素。

这么多年了，回家必有一个仪式，母亲常常搞了很多炖品给我吃。温州人很信这些东西，比如鱼胶、冬虫夏草、番鸭汁等等。我每次都是近乎呆呆地喝完，很少异议，因为我相信我妈不会害我。

这次我突然喝完了牛肉汁之后，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安慰剂。母亲问问什么是安慰剂？我说就是没病去看医生，医生常常给你点无关痛痒的药，让你吃了觉得自己好了很多。

母亲大笑起来，说，也对，这个牛肉，炖了一天，连肉都化成汁了，真是没什么营养。

无所谓了，胃不好了，我也就不要什么营养。能吃就吃，管他安慰剂，还是不宜入口。进补和尽孝、思乡、爱国类似的，不在乎它对你怎样，自己的意思一定要到位，一句话，拿来就吃。

想吃和吃了想

在英国，我很少大呼小叫地要吃中餐。首先经济上不划算，其次我对饮食传统很忠诚，好中餐都在民间，尤其是原生地的民间。有人到了温州，非让我带去吃什么香辣馆，简直让人暴跳如雷。

不过这次回家，我的确带了两个外地人，去了一趟小馆子。瑞安（温州地区县级市，我真正的故乡）外地人多了，一开口我说普通话，服务员给我推荐这个，建议那个，我说了几句方言，就把服务生的好意给挡回去了。我带客人看了一圈，挨个介绍海产，然后娴熟地点菜，完全不容客人开口。

皮皮虾，这是北京叫法，粤语是濑尿虾，详见周星驰《食神》。比较正式叫法是虾蛄，温州方言叫虾扣弹，因为其两个螯，样子类似螳螂的镰刀，据说可以弹碎普通玻璃。

弹跳鱼，一种生活在滩涂的两栖动物，方言叫“花澜”，看过一则Guinness啤酒广告，有一组动物退化镜头，最后的一个两栖动物，舌头被冻住了，极力渲染Guinness啤酒冰镇之后可口，那个动物就是花澜。为什么叫花澜？却是我根据方言读音造的；另外一层意思，这种动物身上有花斑，取其华彩斑斓的意思，用“澜”表示在水边。

瓜子蚶，一种瓜子大小的蚶，爆炒；辣螺，一种很丑陋的海螺，居然是辣的，很有意思；水潺（鱼字旁），一种深海的无鳞的鱼类，肉质鲜嫩，做汤极为鲜美。

那一顿，其实是第二顿夜宵。之前我们在酒吧已经吃了鱼饼、炒螺丝、鸭舌头等零食。这顿饭一直吃到夜里快两点，应该说那夜，我的胃很中国，很家乡。

在英国，我对中餐的想念居然有点要断的意思。这种不祥之兆，让我有点明白为什么很多去了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最后都向现实妥协，在当地娶了第二个老婆。

原因是“想吃”和“吃了想”斗争， 类似于精神分析中的本我（ego）和超我（supreme）的冲突。“想吃”是原始的欲望，而“吃了想”是理念上认同，它们交汇在具体的“吃”上。当现实的吃，不能够平衡欲望和理念的时候，就让你不得不选择了。

从始至终，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中：有太多的“吃了想”，却不愿意迁就“想吃”的粗鄙，于是，我最终决定：不想吃。

中餐日远，胃很压抑。假如食与色真的是性也，每一次回国，每一次吃就是一场出轨。